刘文彩（1887---1949），又名刘星廷，其先祖为安徽人，明末为官，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。刘文彩的父亲，是一个拥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，其房产也仅有一个十来间房的小上合院，位于刘文彩老公馆西侧，现仍有几间房保存下来，原貌依稀可辩。刘文彩最初只是赶牲口贩运货物，做些小生意。    1921年，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，刘氏家族趁机爬上了四川的军事、政治舞台。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的团长，在驱逐滇、黔军的一次大规模混战中，滇军败退出川，刘文辉部占领了叙府(今宜宾地区)。在刘湘（刘文彩的堂侄，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）的支持下，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，扩大为独立旅，开始成为一支自立门户的军阀队伍，并把叙府作为"防区"。"防区"制度，是辛亥革命后逐步形成的。由于四川军阀混战连绵不断，军阀队伍迅速扩大，军饷奇缺，军阀们则以"就地筹饷"的办法来维持和扩大队伍。各个独立的军阀，把自己队伍驻扎的地区称为防区，他们则成为各自防区的土皇帝，依靠枪杆子独揽一切大权，横征暴敛，鱼肉百姓，为所欲为。刘文辉坐镇叙府，很需要一个得力助手为他筹措军饷，以不断扩张其军阀势力，自然想到了贪婪成性、刁顽狡黠的五哥刘文彩。1922年，刘文彩应刘文辉之召离开大邑到叙府，充任军政要职，开始由一个投机商贩而扶摇直上。在1922---1931年的九年间，他先后担任过叙府捐局局长、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、叙南护商事务处长、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、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、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、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。在他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期间，统管81个县的税收（当时四川共有146个县）。他横征暴敛，巧立名目，滥派苛捐杂税达150余种，真是事事有税，物物有捐。这些捐税主要有：粮税、团练费、团练租捐、借垫无着粮款、补缴无着粮款、参加会粮税捐、指导委员会粮税捐、学务费、烟苗捐、"懒捐"、锄头捐、百货统税、护商税、烟类专卖税、烟酒牌照税、丝烟税、糖税、油税、栈号税、茶馆捐、戏剧捐、船捐、码头捐、契捐、劝学所中资捐、公告费、屠宰税、印花税、斗秤捐、猪牙捐、宴库捐、雅片烟土税、鸦片经纪税、红灯捐、妓女花捐、包车捐、契约借垫税、国防费、扁担捐、厕所税等。当时民间流行一副对联："自古未闻屎有税，而今只剩屁无捐。"他强征名目繁多的赋税，其中田赋一项，一年数征，有时竟一年预征12年的田赋，到1932年时已预征到了1962年。据不完全计算，仅在叙府一地，刘文彩大约每年征收近1200万块银元的税款，除将一部分供军阀混战的开支以外，其余都入了他的私囊。 　　刘文彩一方面用手中的官印云掠夺税款，一方面用装入私囊的巨额税款云经营官办的垄断商业，以牟取暴利。为了垄断川南药材市场，刘文彩在叙府开办的"长发元"银号，派人带着大批款项到云南、川西等药材产场，把药材中常用的、价平的品种，如当归、天麻、半夏、川芎等货源买断。囤积的药材塞满了"长发元"的药库，其他药号只能替"长发元"搞点加工维持生计。后来，刘文彩竞然命令"长发元"把药材加工也全部包揽下来，硬把其他药号挤垮。1930年，重庆鸦片市场疲软，而刘文彩在叙府的"义盛"银号所囤积的"川土"（四川产的鸦片"有2000多担。为了抬高重庆市场的烟价，他下令在叙府阻关，禁止其他商号的"川土"出关。重庆市场因货源少而价格上涨，"义盛"号乘机高价销完存货。然后，刘文彩才下令开关，放叙府其他商号的"川土"出关外销。 　　刘文彩还千方百计垄断对人民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食盐运销。他在宜宾、五通桥、叙永、纳溪等地设立商号，培植盐船把头，安插亲信充当宜宾盐业会会长，操纵和垄断食盐的运销。他每年运往云南、湖北、叙永、新津、成都的食盐约1万吨左右，获利20％至30％以上。由于刘文彩垄断食盐运销，任意抬高盐价，农民吃一斤盐要卖掉四五斤大米。因此，有些地区贫苦人民只能吃"沾沾盐"，即吃饭时，用筷子夹住一块盐巴往菜汤里沾一下，就等于往菜汤里加盐了。有的劳动者甚至长期淡食。 　　刘文彩凭借他的权势，与当时住在成都的一些军阀纷纷开办造币厂，在银中掺加黑铅，铸造劣质银元。刘文彩还通过为铸造劣质银元的军阀大量提供黑铅的手段牟取暴利，他派人从云南以每斤20元的低价买回大量黑铅，再以60至70元的高价出售，仅1928年一年就以运销黑铅获利30万元。 　　在军阀混战的四川，鸦片是所有军阀进行经济掠夺中数额最大的财源。刘文彩在叙府一地从鸦片上面掠夺的捐税，每年约有800万元。如此巨大的鸦片税款，是通过巧立名目的捐税搜刮来的。鸦片从种子落地到被吸鸦片烟者吸进体内，每个阶段都要给刘文彩带来巨大税收。他强迫农民种鸦片，鸦片种子一入土，即收"烟苗捐"，每百窝征收0.12元至0.2元。如果农民次年不再种植，就按上一年度的数目征收"懒捐"。他每年从金沙江、岷江流域农民身上榨取的"烟苗捐"在240万元左右。农民收获的烟土，由鸦片贩子运输过境，要征收"烟土税"，每年可得4万多元。鸦片买卖在叙府做成以后，要从经纪人所得报酬中征收"经纪税"，"南土"每箱2元，"川土"每担1元。鸦片在消费过程中要征收"红灯捐"，即营业的烟馆，每盏灯每月收捐15元，伪警察的附加税0.6元；不营业的自用灯减半。刘文彩每年征"红灯捐"所得约为100万元。 　　刘文彩还通过大量贩运"南土"和"川土"，每年获暴利100万元左右。1930年，他在叙府开办吗啡厂，把大量鸦片加工成吗啡，运至上海，通过流氓头子黄金荣代为销售，牟取暴利。 　　此外，刘文彩又以开办赌场招揽烟客聚赌的手段，获取钱财。1930年，一座大规模的"和记赌场"在叙府城开张营业。烟客赌棍们带着贩卖鸦片的大量现金，兵匪们带头抢劫来的不义之财，偶尔也有少数贫苦人带着几个血汗钱，钻进这巨大的赌窟，每天上场的赌客达1000多人。而这个赌场上的大老板刘文彩却是常胜者，他每天可收"案子钱"300多元，可抽"头钱"1000多元，还可通过赌场开办"关子钱"（一种短期高利贷）和当铺捞取大量的油水。 　　烟赌的猖獗，又助长了匪患的猖獗。不少人因吸毒狂毒而财货一空，加入土匪行列，他们带着抢劫来的财物又进入烟馆赌场吞云吐雾，日夜聚赌，纸醉金迷。当年的宜宾既是烟赌世界，也是土匪世界，从县城到纳溪90公里内，沿途就有大小土匪棚子100多处。刘文彩聚匪成军，任匪为害，甚至纵容兵匪抢劫，与他们坐地分脏。他还控制团防，将叙府的"四路诸侯"的团队统统收编进自己的十八团，并担任袍哥组织34家公口"协和会"的名誉会长。随着刘文彩武装势力的不断扩大，1930年叙南清乡司令部成立时，"清乡司令"的头衔又落到了刘文彩的身上。 　　刘文彩在为患川南期间，凭借着家族中的枪杆子，仗恃反动权势，对外投靠英、法帝国主义，对内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爱国运动，屠杀共产党人、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。刘文彩按洋人旨意，颁发了"严禁军民骚乱教学及其所属机构"的禁令和"各关卡对过境洋货严加保护，免去税捐"的通令，等等。1926年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叙府爆发了"仇油"运动，赵一曼等爱国青年和工人群众将英帝国主义"川北"号轮船上的亚细亚洋油掀入江里，刘文彩派出军警残酷镇压，逮捕了20多名革命群众。刘文彩在川南为患10年，恶名昭著，人人切齿，人们称他为"川南王"、"土黄帝"。 　　1931年夏，刘湘与刘文辉的矛盾日趋激化，刘文辉亲赴重庆与刘湘面谈，未能和解。不久，刘湘在重庆的李子坝公馆抓获刺客，刺客供称由叙府刘文彩派遣，此案遂成为二刘（即刘湘与刘文辉）之战的导火线。 　　二刘之战爆发，刘文辉失利。刘文彩在川南失去了军事后盾，权势随之失落，不得不退踞大邑老家。他在逃离叙府之前，以"清乡司令"名义限令两天之内在城内征"国防捐"20万元。得手后，又重点派款，强令商人和其他殷实人家"筹军饷"。他的士兵，端着刺刀，抬着箩筐，敲门打户，演了一场强收"打门捐"的丑剧。在川南进行大洗劫之后，刘文彩身带20多条木船，4500多箱金银财宝（其中有800余万银元），逃回大邑老家。 　　刘文彩在川南期间，就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、置田产。退踞大邑后不久，他的田产即猛增到1.5万多亩，遍及大邑和川西11个县。加上他的兄弟子侄，刘氏家族共霸占和兼并土地近30万亩。当时，这一地区有首歌谣说："四方土地都姓刘，农民血汗为他流"。 　　刘文彩所拥有的大量田产，都是通过极其野蛮卑鄙的手段掠夺而来的。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内，至今还保存着300多张盖有官印的空白契约。这些官契是刘文彩从四川省财政厅拿回大邑的。当年，刘文彩看中认家的田地，便在官契上填写田主的姓名，田地就被认定是由"官府作主"，"卖"给了刘文彩。这种将农民田地当作"无主田"强行霸去的手段，称为"霸野田"。当时，守着少量"活命田"的农民，随时都在担惊受怕。因为他们的土地随时都有可能被刘文彩当作"野田"霸去。1936年，刘文彩的总管家薛畴久，带领丈田手到崇庆县牛皮场霸"野田"，张二嫂的1.3亩田也被当作"野田"由丈田手丈量了。张二嫂眼看田地被强行掠夺，她拖着孩子，手持菜刀与丈田手搏斗。结果被打得昏死在地，而她家的田地还是改姓了刘。除"霸野田"外，刘文彩还惯用以下几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。 　　"买飞田"。刘文彩让自己的亲信冒充田主，把农民不愿卖的土地强行"买走"。 　　"吃心心田"。田主不愿卖田，又不能用上述方法强占，刘文彩就把周围的田地全部买下，截断水源，逼得田主无法耕种，只好按刘文彩规定的低价出卖。 　　"买官田"。旧社会弟兄分家时，父母提取一部分土地养老，在他们死后这部分土地有时作为"官田"保存下来，这也成了刘文彩攫取的对象。 　　"买纠纷田"。乘一些小地主闹土地纠纷之机，刘文彩以调停为名扩大纠纷，从而达到其兼并土地的目的。 　　事实上，为了霸占农民土地，刘文彩无所不用其极。在庄园陈列馆杀人霸产的展览现场，有一棵柑子树，是刘益山50多年前在自己院子里亲手栽种的，它是刘文彩杀人的历史见证。刘文彩为了霸占刘益山的六亩水田和房基地，逼死他的老母，枪杀了三位无辜的帮工，还把刘益山关进了监狱。 　　刘文彩通过残酷、野蛮的手段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剥夺过去，同时，他又把这些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租给农民耕种，利用各种手段剥削农民。 　　农民租种刘文彩的土地，首先要交纳一笔押金，老公馆内所存的刘文彩家的全部佃田契约，每一份上面都有先交"稳银"的记载。"稳银"也就是押金。押金是无息的，退佃时如数退还。但是，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，租佃时价值很高的押金，在退佃时往往已经大幅度贬值。刘文彩经常以退佃夺田手段，要挟农民换订新约，重新交押，或者夺田易佃。这一佃一夺之间，渗透着农民血汗的押金往往就被他侵吞了。所以佃户们发出"押啊押，你真是农民头上的千斤闸"的呻吟声。然而，佃户们所受的地租及高利贷剥削，比押金剥削要残酷得多。刘文彩向农民收取高额"铁板租"（"定额租"，又称"死租"），往往高达当时年产量的80％左右，而且不管当年收成好坏，有无天灾人祸，租谷"均不得迟交亏欠"，逼提广大农民"拌桶（打谷子、麦子的脱粒工具）一响，眼泪长淌"。农民走投无路，不得不向刘文彩借贷，他则乘机进行高利盘剥。农民借钱借粮，刘文彩先扣回全部利息，称为"砍头利"，此外，再加上"场场利"（三天一赶场，一月九场，场场加利息）等等，进行重利盘剥，甚至白天把钱借出去，晚上又派土匪、"棒客"抢回来，刘文彩则坐地分肥。在收租和和放高利贷时，刘文彩还以大斗、大秤收入，小斗、小秤放出的手段加重对农民的剥削。真是："农民头上三把刀，租高、押重、利钱高。"刘文彩轮番使用这"三把刀"，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、剥削，致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、妻离子散。 　　刘文彩及其家族除了对农民进行剥削压迫外，还在成都、重庆、上海等地开设"仁和"、"裕通"、"成益"、"惠通"等银行，假造国民党"中央银行"货币，控制金融，操纵市场，投机倒把，处处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。 　　刘文彩于1932年由川南退回大邑老家后，凭借刘氏军阀的枪杆子、印把子和为患为川南时的余威，以安仁镇为中心，不断扩张势力。经过一系列排除异己、拉帮、地痞、流氓等社会黑势力，并裹胁部分群众。组成了一个号称"十万兄弟伙，一万多条枪"的封建袍哥组织-----"公益协进社"，在18个县市均设有"码头"（即分社），刘文彩自己任副社长，请他三哥刘文成任社长，总社设在安仁镇。至今，总社社址仍保存完好。为了能得心应手地操纵"公益协进社"，刘文彩对它实行一套封建宗法家长式的统治，其内部等级森严，成员必须服从"章程"和"纪律"。这样，"公益协进社"的触角伸到哪里，哪里就成了刘文彩的势力范围。刘文彩为了护卫他的公馆，特设了一个手枪连的武装卫队，并豢养了一大批保镖。他还特制刑具，私设公堂。1948年，刘文彩镇压了大邑农民的"二五减租"斗争，1949年又主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肖汝霖等同志。 　　1949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南进军。刘文彩穷途末路，惊恐万状，10月17日病死于成都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您的评论     梦之旅-四川游